回到香港，入住隔离酒店，想要稍微写写新冠疫情两年半这个时间点上的国际旅行。

在庞贝古城的时候，导游说：新冠之前的世界是B.C.——这个缩写本来指的是“公元前（Before Christ）”，她把它改成了“新冠前（Before Covid）”。不过，在她眼中，那个让人感觉遥远的“B.C.”世界基本已经回来了——欧洲各国基本已经取消了各类入境限制，有的甚至没打疫苗都可以。入境法国的时候填了一个叫做EU Digital Passenger Locator Form的电子表格，据说是可以追踪感染风险，但根本没有人查，也没起任何作用。

对于欧洲旅游业而言，和B.C.年代相比，仅存的差异可能是少有中国游客了，古罗马斗兽场入口庞大的中文指示少了阅读的人，机场免税店专门设置的“微信订购取货处”乏人问津。到处都是美国人，从纽约、加州到俄亥俄、蒙大拿，感觉全美国人都到欧洲玩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人、巴西人、越南人也有不少。不过中国人也不是完全没有，甚至有时候还会觉得挺多——通过在餐厅里的隔桌偷听，我发现了不少在美国和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学生，正趁着暑假四处游玩。

这次如果不是到巴黎开国际传播学年会，我也不会出行，因为香港的国际旅行依然是困难模式（当然，还不算是地狱模式）——出去还算容易（不过航班数量极少，远一点的基本都需要中转），回来相当难。最大的瓶颈是酒店隔离：虽然7天的隔离时间听起来还算仁慈，但隔离酒店数量有限，要提前2个月预订才有把握订到。如果没有隔离酒店预订单，就不能上回香港的飞机。

让难度再提升一个数量级的是航班熔断机制——如果飞香港的一班机上有5例阳性，那么这趟航班就会被熔断5天。最近这个机制改成了，第一次出现5例阳性时，向航空公司罚款2万港币；10天内第2次出现时，熔断5天。我回程的那趟航班就相当惊险：6月7-11日被熔断，而我的机票正好是12日凌晨的，也就是熔断结束、航班恢复之后的第一班。如果熔断得晚了一天，我就必须临时改订其他线路返回香港的机票，因为我必须赶在12日回到香港——那是我隔离酒店的预订时间，早一天晚一天都不行，想要更改酒店时间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最近两个月的房间都已经订满。所以，基本上是从启程前就在祈祷航班不要被熔断。

对比这次去的两个国家——法国和意大利，还是能看出欧洲内部的少许不同。可能是因为疫情初期遭受的打击相当严重，意大利的口罩令更严（当然，仅限室内，室外也是基本没人戴）。从法国到意大利的火车上，乘客在法国境内时基本都不戴口罩，一进入意大利境内就基本都戴上了。不过，就算是意大利，也即将于6月15日取消对交通工具上和公共场所室内必须戴口罩的要求，很多人已经在官方日期到来之前自行解禁。

在这样的情况下，感染风险其实不小。根据国际传播学年会的官方统计，至少有5%的参会者在与会期间感染了新冠病毒——当然，是在会场内感染的，还是在地铁里、餐厅里感染的，就不得而知了。有一些美国教授在会议期间感染而无法回到美国，因为美国要求抗原测试阴性才能回去。不过，这项规定已经在今天（6月12日）正式取消了，去美国不再需要做测试。想必，意大利街头随处可见的提供快速测试的塑料棚，接下来要变得越来越少了。

总的看来，世界回到B.C.时代了吗？其实远远没有。现在的世界处在一个充满了参差和不一致的时代，每个国家的政策几乎都有不同，而且还在不断变动中，而一个国家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又可能存在矛盾——我在开会期间遇到的美国老师就抱怨说，美国国内放得那么开，口罩都不戴了，却要求飞美国的国际航班做检测，这让人难以理解。不过，这项“矛盾”从今天开始已经不存在了。

在欧洲遇到老同学和朋友，一般总会先问：你回去的政策如何？B.C.年代的国际旅行，虽然因为护照的免签效力不同而给各国人民带来了不同的体验，但比起今天来说，那种差异简直不算什么。如今的国际旅行对于不同地区的人们来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为准备这趟旅行付出的精力和承担的心理压力，是美国人无法想象的，而我这半个月发的朋友圈又在身处内地的朋友那里拉满了仇恨。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变得空前重要：你是谁？你来自哪里？你要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