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中东女人的故事
几周前,刚刚接到一个大客户,团队一位核心成员就宣布近期要离职,替代他的是一位在家待业已久的埃及女同事。
她上工的第一天,我们接二连三地接到了数个大项目,我像往常丢给那位男同事一样,把任务丢给了新同事。
然后我就接到了她崩溃中夹带迷茫的电话,紧接着项目经理发现很多工作无法推动,也陷入慌乱。
数个项目因为成员更替陷入僵局。那一天我一边处理这件事,一边还要应对卡塔尔几个紧急舆情,有一瞬间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不该投赞成票。
但我最大的恐惧并非项目失控,而是她无法像中东男性那样被高度社会化——我担心她无法抗压、无法进行组织化管理,更担心她在客户和本土网红的双重压力下崩溃离场。
然而仅仅一周后,在陪她梳理工作轻重缓急、又让中国同事接手文档管理后,有一天晚上我们和网红议价陷入僵局,我已几乎放弃希望,第二天一早她却拿到了头部网红的历史低价和多项超出客户预期的权益。到第三周,她已经可以协助我管理本地员工,在项目经理缺位的情况下全力冲刺 timeline,甚至在我被客户质疑时,主动站出来解释中东本土的文化与风俗——有些话,她说比我更有说服力。
我们在迪拜出差时,shyro 悄悄给所有女生准备了可爱的盲盒玩偶,我打开礼物袋,里面还有圣诞袜子和化妆品。wency 和另一位中国女生则偷偷为 shyro 准备了她喜欢的气球和露营蛋糕。工作结束后,我们一起去沙漠看流星,在营地跳舞、唱歌、玩桌游,她们三个光是聊 KPOP 和游戏就能聊一路。
我的项目经理 wency 是个很年轻的中国姑娘,也曾因项目反复受挫,更担心换了执行同事后无法推进。这周她突然发现,在她生病时,shyro 很自然地接下了她的工作。晚上她问我:“我们带着 shyro 成长了吗?”我说是,她立刻笑着说:“girls help girls。”
下班后,我约了一位中东本地 PR 专家 sarah 面试。我们认识两年,前段时间她才离职,原本约好见面,却因她父亲突然去世而中断。我震惊得不知如何安慰,但项目急需用人,这周还是试探性联系了她。
见到她时,她换了爆炸头发型,状态比我想象中好得多。她说早上刚哭过,但出门时已经调整好情绪。我问她离职原因,她说想做网红,而上一家公司除了 PR 还要承担大量运营工作,她想开启新的人生,必须取舍。
我打开她的账号,惊讶地发现她一半是生活好物博主,一半是评论博主,关注经济趋势与沙特社会变化。
我们聊起最近引发热议的 keeta。我提到不少本土竞争者指责其不正当竞争,sarah 却完全反对。她认为 keeta 让沙特外卖环境变得更好——配送费下降、餐厅选择增加,改善了原本又贵又差的市场。她说某竞争对手倒闭时试图博取同情,但在沙特这样高竞争的市场,准备不足本就会被淘汰。
“如果中国公司能进入更多领域,改善这些又贵又差的服务,沙特人都会起立鼓掌。”她说,“我们不在乎是不是外国公司,只要健康又便宜的食物。”她还给我展示了 keeta 的健康饮食分类——这个垂直品类,正是因为价格被打下来才出现的。
我听过太多中东男士高谈阔论,其中不乏部委高管,但第一次让我感到真正独特见地的,是 sarah。我们甚至一起讨论了如何应对竞争对手通过网红抹黑 keeta 的舆情方案。那一刻我知道,我找对人了。
她告诉我自己如何成为网红的经历,更让我想鼓掌。2030 愿景发布那天,她和身为人权先锋的母亲一起看新闻,感到前所未有的希望。在母亲支持下,她立刻录制了一条解释 2030 愿景的视频,这是她的第一条 post。不久后,她被内政部邀请演讲,并成为特邀顾问,参与政策动画的解读制作。
她说,2030 愿景刚推出时,许多沙特人充满恐惧与困惑:为什么让女人开车?为什么鼓励私企?社会需要正向引导的声音,而她在那个时刻作为女性站了出来。这份能力,源自她母亲——沙特最早一代争取妇女与儿童权利的先锋,甚至因此坐牢三年。
我很难形容坐在她身旁倾听故事的感受。那些关于市场变冷、机会减少、是否离开的念头,在那一刻全部消解。仿佛这三年在沙特的成长与挣扎,都被她的故事温柔地接住了。
临走时我对 sarah 说,这是我一周中最开心的时刻。对我自己而言,这是今年最亮的一刻,与工作和成就无关,只因我足够幸运,等到了我期待已久的故事。
晚上躺在床上,我给第一个沙特女朋友的 ins 点了赞。她是记者,年初入选沙特射箭国家队,明年将代表国家出战巴黎——我已经准备好去现场看比赛。
我爱女人,任何国家,任何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