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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養育孩子那麼辛苦，母親為什麼還要堅持？邊沁給出的解釋是：因為拋棄孩子的痛苦，遠大於養育孩子的辛苦。在邊沁眼裡，這個世界沒有「崇高」，有的只是趨利避害的本能，或者假裝崇高的精明計算。
崔健有句歌詞「自由不過不是監獄」，如果邊沁也寫歌的話，大概會是：快樂不過只是沒那麼痛苦。
如果你去愛丁堡，可能會在街頭看到邊沁的雕像，以及雕像頭頂永遠擦不乾淨的鳥糞。作為功利主義的開山鼻祖，他的思想總結來說有以下三點：
1、人類一切行為的動機與目標，本質上都是追逐快樂、逃避痛苦。
2、判斷一個行為或法律是否正當，標準只有一個：它是否能為最多的人，帶來最大總量的幸福。
3、快樂只分數量，不分高低。快樂可以通過強度、持續時間與確定性等多個緯度，精確計算出數值。
有很多人批判邊沁，也有很多人贊同邊沁。約翰穆勒則是贊成一部分，批判一部分。穆勒堅信快樂是有階層的：心靈、審美與道德的高級快感，遠勝於肉體溫飽的低級滿足。於是，他說：「寧做痛苦的蘇格拉底，不做快樂的傻瓜。」
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或許我不需要思考什麼是幸福，因為我的選擇就是我的幸福。
崔健有句歌詞「自由不過不是監獄」，如果邊沁也寫歌的話，大概會是：快樂不過只是沒那麼痛苦。
如果你去愛丁堡，可能會在街頭看到邊沁的雕像，以及雕像頭頂永遠擦不乾淨的鳥糞。作為功利主義的開山鼻祖，他的思想總結來說有以下三點：
1、人類一切行為的動機與目標，本質上都是追逐快樂、逃避痛苦。
2、判斷一個行為或法律是否正當，標準只有一個：它是否能為最多的人，帶來最大總量的幸福。
3、快樂只分數量，不分高低。快樂可以通過強度、持續時間與確定性等多個緯度，精確計算出數值。
有很多人批判邊沁，也有很多人贊同邊沁。約翰穆勒則是贊成一部分，批判一部分。穆勒堅信快樂是有階層的：心靈、審美與道德的高級快感，遠勝於肉體溫飽的低級滿足。於是，他說：「寧做痛苦的蘇格拉底，不做快樂的傻瓜。」
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或許我不需要思考什麼是幸福，因為我的選擇就是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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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很多行為（尤其是所謂的儀式），多半是為了取悅別人、感動自己。一旦對方沒有如預期般高興，自我感動往往就會淪為失落。
說到底，我們的很多幸福，其實是建立在別人的喜悅之上的。我想，這未必是真正的幸福。但人與人之間的羈絆只能如此，你總不能看著父母天天以淚洗面，還心安理得地覺得自己很幸福吧。
至於真正的幸福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說到底，我們的很多幸福，其實是建立在別人的喜悅之上的。我想，這未必是真正的幸福。但人與人之間的羈絆只能如此，你總不能看著父母天天以淚洗面，還心安理得地覺得自己很幸福吧。
至於真正的幸福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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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了，去年吉隆坡現場CD和藍光DVD已經在工廠加工，預計月底面世。真是一波N折。屆時再向大家通報渠道。謝謝。
補充：自五月開始，新唱片就處於停滯狀態。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重新開始。
補充：自五月開始，新唱片就處於停滯狀態。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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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底層掙扎出來的人，往往最容易陷入“鄙視底層”的陷阱。這未必是因為他們厭惡曾經的生活，而是他們產生了一種傲慢：“既然我能靠努力爬出來，你們為什麼不能？你們還留在原地，就是因為懶惰和愚昧。”他們輕易地將一切成就歸功於個人的奮鬥，卻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境遇天差地別，每個人背負的苦難也各不相同。
一旦生出這種傲慢，善意便會蕩然無存。他們甚至會偏執地將自己的成功經驗強加於人，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逼迫”底層人做出改變。
出身底層的人確實太難了。他們不僅需要憑藉極大的動力、能力與機遇去跨越階層；更難的是，在歷經千辛萬苦走出來之後，還能回過頭，去愛那些依然深陷其中的人。
一旦生出這種傲慢，善意便會蕩然無存。他們甚至會偏執地將自己的成功經驗強加於人，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逼迫”底層人做出改變。
出身底層的人確實太難了。他們不僅需要憑藉極大的動力、能力與機遇去跨越階層；更難的是，在歷經千辛萬苦走出來之後，還能回過頭，去愛那些依然深陷其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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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鹿奶粉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那年，有個中國年輕人在歐洲讀化學博士。某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樣帶著牛奶和三明治去實驗室，路上碰見了自己的導師。他突發奇想，揚了揚手裡的牛奶問：「教授，如果有人在我的牛奶裡加了三聚氰胺，咱們實驗室的設備能檢測出來嗎？」
導師思忖片刻後回答：「技術上應該可以。但我無法理解，為什麼會有人要往牛奶裡加三聚氰胺？」
導師思忖片刻後回答：「技術上應該可以。但我無法理解，為什麼會有人要往牛奶裡加三聚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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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提出過一個著名概念——「擬像」（Simulacra）。簡單來說，現代社會並不只是用符號描述現實。當媒體、商業和大眾文化不斷生產符號，符號會逐漸脫離最初所指向的現實，甚至反過來塑造我們對現實的理解。
從這個角度看，世界盃、奧運會、葛萊美獎、超級盃，以及幾乎所有大型群體活動，都可以被看作某種意義上的「擬像」。比賽是真的，舞臺是真的，人群也是真的，但在這些真實之上，人們又共同構建出一個由符號、敘事和情緒組成的世界。
一、世界盃：一場由符號構建的狂歡
世界盃大概是觀察這種現象最好的窗口之一。球員是真的，進球是真的，勝負也是真的，但圍繞九十分鐘比賽產生的「國家榮耀」、「民族尊嚴」和「全民狂歡」，顯然已經遠遠超出了足球本身。一支球隊贏了，為什麼幾千萬從未踢過足球、從未見過這些球員的人，會同時產生「我們贏了」的感覺？真正值得思考的，也許就是「我們」這兩個字。
1、誰在「代表」一個國家？
現代國家隊的構成越來越複雜。以一些非洲國家為例，不少國腳出生、成長於歐洲，也完全由歐洲的青訓體系培養，只是依據父母或祖輩的血緣，獲得代表另一個國家參賽的資格。有些球員此前很少，甚至從未去過自己所代表的國家，不會說當地語言，甚至訓練時需要翻譯⋯⋯卻可以穿上這個國家的球衣，在不會唱的國歌聲中代表它參加世界盃。
這當然不意味著他們的身份是虛假的。人的身份認同完全可以跨越出生地、語言和居住地。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如果一支國家隊的大量核心球員出生、成長並接受訓練於歐洲，那麼這支球隊的成績，在多大程度上代表那個國家本土的足球水平？法律意義上的國籍、個人的身份認同、球隊的競技能力、國家的足球發展水平，以及數千萬人的集體榮譽，就這樣在世界盃的敘事中被壓縮成了一個詞——「我們」。
2、看臺上的「世界人民」
世界盃轉播中有一種非常迷人的畫面：不同膚色的人穿著民族服裝，相互擁抱、唱歌跳舞。鏡頭掃過看臺，彷彿整個世界暫時放下了貧富、國界和現實中的種種差異，變成了一場「Peace and Love」的聚會。
這些畫面並不是假的，但它們是被選擇出來的。
假設鏡頭對準一群剛果球迷。一個生活在剛果的普通人，要出現在世界盃現場，需要跨過簽證、機票、酒店和門票等一系列門檻。這些條件已經決定了誰更可能坐在看臺上；而在看臺上，攝影機又天然偏愛民族服裝、國旗、舞蹈和笑臉，因為這些畫面更具有辨識度和感染力。
於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轉換發生了：少數能夠抵達世界盃的人，被鏡頭挑選出其中最具有象徵性的一部分；而這些人又透過電視畫面，被呈現為「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民」。
這也許正是擬像最有意思的地方：它不需要製造虛假，只需要選擇真實，就足以構造出另一種現實。
鏡頭中一個剛果黑人和一個美國白人，坐在同一個球場，一起興高采烈看球。不管結果如何，他們甚至可以相互擁抱，祝福和安慰。這是擬像，也是真實；現實裡，一千萬個剛果黑人和一千萬個美國白人，生活在一個城市，多半會是災難。這是猜測，也可能是現實。
3、螢幕前的「我們」
然而，世界盃真正龐大的參與者既不在球場，也不在看臺，而是在世界各地的螢幕前。一個普通人可能從未踢過職業足球，與國家隊任何球員都沒有私人關係，甚至對本國足球體系一無所知。但球進入球門的一瞬間，他仍然會從沙發上跳起來，大喊：「我們進了！」
進球的是球員，不是我；訓練二十年的是球員，不是我；承受傷病、失敗和競爭的也是球員，不是我。然而，當他穿著某種顏色的球衣，當球場升起某一面旗幟，「他贏了」便變成了「我們贏了」。一個人的日常生活範圍其實很小，而世界盃允許他在九十分鐘裡進入一個比自己龐大得多的故事，與數百萬素不相識的人共同緊張、沉默和歡呼。這也是體育最迷人的地方。
問題並不在於這種感情，而在於它什麼時候開始越過邊界。當「我喜歡這支球隊」逐漸變成「這支球隊就是我」，當比賽的勝負被理解成自己的尊嚴，當別人對球隊的批評被體驗成對自己的冒犯，符號便開始進入身份，甚至替代判斷。
二、我們為什麼需要擬像
因為人從來不只生活在物質世界裡，也生活在意義之中。國旗是一塊布，獎盃是一塊金屬，國歌是一段旋律，但當足夠多的人共同賦予它們意義，它們就可以讓人哭泣、狂喜，產生巨大的歸屬感。
世界盃、奧運會、演唱會、頒獎典禮和各種大型節慶，都在提供類似的東西：共同的符號、共同的情緒，以及一種強烈的「我們」。這背後也許是一種非常古老的人類需要——我們需要歸屬，需要儀式，需要共同體，需要把自己放進一個比個人生命更加宏大的故事裡，也需要偶爾離開瑣碎而重複的日常生活。
所以很多時候，並不是誰強迫我們進入遊戲，而是我們需要遊戲。
三、身在遊戲之中，同時看見遊戲
理解「擬像」並不是為了嘲笑那些歡呼的人，更不是為了證明自己比別人清醒。因為當一個人開始相信「所有人都活在幻象裡，只有我看見了真相」，這本身也可能成為另一種幻象。真正困難的是，既能進入遊戲，又能看見遊戲。
你可以為一場比賽歡呼，但不必把球隊的勝利當成自己的偉大；可以喜歡一個歌手，但不必替他解釋所有錯誤；可以認同一個群體，但不必因此放棄對具體事情的獨立判斷。值得警惕的從來不是「喜歡」，而是身份替代判斷。當「我是他的粉絲」比「這件事情本身是否合理」更加重要，當「這是我的球隊」比事實更加重要，人便不再只是在使用符號，而開始被符號牽引。
四、遊戲之外
最後，不妨做一個極端的假設：剛果奪得了世界盃冠軍。
第二天早晨，剛果還是剛果。
獎盃不會讓街頭一個普通孩子的傳球突然更加準確，不會讓一個從未接受系統訓練的年輕人突然擁有職業球員的技術，也不會在一夜之間增加足球場、青訓教練和基層聯賽。如果冠軍球隊的大量球員本身又是在法國、比利時或其他歐洲國家出生、成長和訓練，那麼「剛果隊是世界冠軍」與「生活在剛果這塊土地上的人擁有世界最高的足球水平」，顯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命題。
冠軍當然可能改變一些東西。它可能讓更多孩子愛上足球，帶來更多關注和投入，甚至在十年、二十年後真正提高一個國家的足球水平。但在奪冠的那個夜晚，最先發生改變的並不是剛果人的足球能力，而是數千萬人的情緒和自我認知。一群球員贏得了一場比賽，數千萬人共同獲得了「我們是世界冠軍」的身份。
這種情緒是真實的，但情緒的真實，不等於敘事的真實。
一場盛大的開幕式可以讓我們短暫感受到世界大同，一場頒獎典禮可以充滿愛與尊重，這些感動都不必被否定，但它們不能代替我們對現實本身的觀察。
人類本來就生活在符號之中，沒有必要逃離它。重要的是，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正在其中。
喜歡，而不臣服；參與，而不盲從；感動，而不交出判斷。
當萬人都在歡呼的時候，你仍然可以歡呼，只是你知道自己為什麼歡呼。
五、今天
擬像所呈現的，是人類對美好的嚮往。擬像是真實的。我們需要它安撫自己，使自己不至於墜入虛無；也需要它提醒我們，仍有值得努力靠近的方向。
但理性與經驗同樣告訴我們：人類或許永遠無法徹底消除誤解、歧視、仇恨與衝突。
我並不為這種矛盾糾結或絕望。相反，能夠多理解它一點，我便覺得，今天又沒有虛度。
從這個角度看，世界盃、奧運會、葛萊美獎、超級盃，以及幾乎所有大型群體活動，都可以被看作某種意義上的「擬像」。比賽是真的，舞臺是真的，人群也是真的，但在這些真實之上，人們又共同構建出一個由符號、敘事和情緒組成的世界。
一、世界盃：一場由符號構建的狂歡
世界盃大概是觀察這種現象最好的窗口之一。球員是真的，進球是真的，勝負也是真的，但圍繞九十分鐘比賽產生的「國家榮耀」、「民族尊嚴」和「全民狂歡」，顯然已經遠遠超出了足球本身。一支球隊贏了，為什麼幾千萬從未踢過足球、從未見過這些球員的人，會同時產生「我們贏了」的感覺？真正值得思考的，也許就是「我們」這兩個字。
1、誰在「代表」一個國家？
現代國家隊的構成越來越複雜。以一些非洲國家為例，不少國腳出生、成長於歐洲，也完全由歐洲的青訓體系培養，只是依據父母或祖輩的血緣，獲得代表另一個國家參賽的資格。有些球員此前很少，甚至從未去過自己所代表的國家，不會說當地語言，甚至訓練時需要翻譯⋯⋯卻可以穿上這個國家的球衣，在不會唱的國歌聲中代表它參加世界盃。
這當然不意味著他們的身份是虛假的。人的身份認同完全可以跨越出生地、語言和居住地。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如果一支國家隊的大量核心球員出生、成長並接受訓練於歐洲，那麼這支球隊的成績，在多大程度上代表那個國家本土的足球水平？法律意義上的國籍、個人的身份認同、球隊的競技能力、國家的足球發展水平，以及數千萬人的集體榮譽，就這樣在世界盃的敘事中被壓縮成了一個詞——「我們」。
2、看臺上的「世界人民」
世界盃轉播中有一種非常迷人的畫面：不同膚色的人穿著民族服裝，相互擁抱、唱歌跳舞。鏡頭掃過看臺，彷彿整個世界暫時放下了貧富、國界和現實中的種種差異，變成了一場「Peace and Love」的聚會。
這些畫面並不是假的，但它們是被選擇出來的。
假設鏡頭對準一群剛果球迷。一個生活在剛果的普通人，要出現在世界盃現場，需要跨過簽證、機票、酒店和門票等一系列門檻。這些條件已經決定了誰更可能坐在看臺上；而在看臺上，攝影機又天然偏愛民族服裝、國旗、舞蹈和笑臉，因為這些畫面更具有辨識度和感染力。
於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轉換發生了：少數能夠抵達世界盃的人，被鏡頭挑選出其中最具有象徵性的一部分；而這些人又透過電視畫面，被呈現為「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民」。
這也許正是擬像最有意思的地方：它不需要製造虛假，只需要選擇真實，就足以構造出另一種現實。
鏡頭中一個剛果黑人和一個美國白人，坐在同一個球場，一起興高采烈看球。不管結果如何，他們甚至可以相互擁抱，祝福和安慰。這是擬像，也是真實；現實裡，一千萬個剛果黑人和一千萬個美國白人，生活在一個城市，多半會是災難。這是猜測，也可能是現實。
3、螢幕前的「我們」
然而，世界盃真正龐大的參與者既不在球場，也不在看臺，而是在世界各地的螢幕前。一個普通人可能從未踢過職業足球，與國家隊任何球員都沒有私人關係，甚至對本國足球體系一無所知。但球進入球門的一瞬間，他仍然會從沙發上跳起來，大喊：「我們進了！」
進球的是球員，不是我；訓練二十年的是球員，不是我；承受傷病、失敗和競爭的也是球員，不是我。然而，當他穿著某種顏色的球衣，當球場升起某一面旗幟，「他贏了」便變成了「我們贏了」。一個人的日常生活範圍其實很小，而世界盃允許他在九十分鐘裡進入一個比自己龐大得多的故事，與數百萬素不相識的人共同緊張、沉默和歡呼。這也是體育最迷人的地方。
問題並不在於這種感情，而在於它什麼時候開始越過邊界。當「我喜歡這支球隊」逐漸變成「這支球隊就是我」，當比賽的勝負被理解成自己的尊嚴，當別人對球隊的批評被體驗成對自己的冒犯，符號便開始進入身份，甚至替代判斷。
二、我們為什麼需要擬像
因為人從來不只生活在物質世界裡，也生活在意義之中。國旗是一塊布，獎盃是一塊金屬，國歌是一段旋律，但當足夠多的人共同賦予它們意義，它們就可以讓人哭泣、狂喜，產生巨大的歸屬感。
世界盃、奧運會、演唱會、頒獎典禮和各種大型節慶，都在提供類似的東西：共同的符號、共同的情緒，以及一種強烈的「我們」。這背後也許是一種非常古老的人類需要——我們需要歸屬，需要儀式，需要共同體，需要把自己放進一個比個人生命更加宏大的故事裡，也需要偶爾離開瑣碎而重複的日常生活。
所以很多時候，並不是誰強迫我們進入遊戲，而是我們需要遊戲。
三、身在遊戲之中，同時看見遊戲
理解「擬像」並不是為了嘲笑那些歡呼的人，更不是為了證明自己比別人清醒。因為當一個人開始相信「所有人都活在幻象裡，只有我看見了真相」，這本身也可能成為另一種幻象。真正困難的是，既能進入遊戲，又能看見遊戲。
你可以為一場比賽歡呼，但不必把球隊的勝利當成自己的偉大；可以喜歡一個歌手，但不必替他解釋所有錯誤；可以認同一個群體，但不必因此放棄對具體事情的獨立判斷。值得警惕的從來不是「喜歡」，而是身份替代判斷。當「我是他的粉絲」比「這件事情本身是否合理」更加重要，當「這是我的球隊」比事實更加重要，人便不再只是在使用符號，而開始被符號牽引。
四、遊戲之外
最後，不妨做一個極端的假設：剛果奪得了世界盃冠軍。
第二天早晨，剛果還是剛果。
獎盃不會讓街頭一個普通孩子的傳球突然更加準確，不會讓一個從未接受系統訓練的年輕人突然擁有職業球員的技術，也不會在一夜之間增加足球場、青訓教練和基層聯賽。如果冠軍球隊的大量球員本身又是在法國、比利時或其他歐洲國家出生、成長和訓練，那麼「剛果隊是世界冠軍」與「生活在剛果這塊土地上的人擁有世界最高的足球水平」，顯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命題。
冠軍當然可能改變一些東西。它可能讓更多孩子愛上足球，帶來更多關注和投入，甚至在十年、二十年後真正提高一個國家的足球水平。但在奪冠的那個夜晚，最先發生改變的並不是剛果人的足球能力，而是數千萬人的情緒和自我認知。一群球員贏得了一場比賽，數千萬人共同獲得了「我們是世界冠軍」的身份。
這種情緒是真實的，但情緒的真實，不等於敘事的真實。
一場盛大的開幕式可以讓我們短暫感受到世界大同，一場頒獎典禮可以充滿愛與尊重，這些感動都不必被否定，但它們不能代替我們對現實本身的觀察。
人類本來就生活在符號之中，沒有必要逃離它。重要的是，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正在其中。
喜歡，而不臣服；參與，而不盲從；感動，而不交出判斷。
當萬人都在歡呼的時候，你仍然可以歡呼，只是你知道自己為什麼歡呼。
五、今天
擬像所呈現的，是人類對美好的嚮往。擬像是真實的。我們需要它安撫自己，使自己不至於墜入虛無；也需要它提醒我們，仍有值得努力靠近的方向。
但理性與經驗同樣告訴我們：人類或許永遠無法徹底消除誤解、歧視、仇恨與衝突。
我並不為這種矛盾糾結或絕望。相反，能夠多理解它一點，我便覺得，今天又沒有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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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來越討厭“標誌性”，甚至可以說厭惡——不管是崔健的五角星，還是Slash嘴邊的半截香菸，又或者「我想死你們了」。當然，主要還是Roger Waters近乎愚昧的拳頭。
一個人但凡想說出金句，就一定說出病句。我能理解，但我不贊同。
一個人但凡想說出金句，就一定說出病句。我能理解，但我不贊同。
120 4211
拉美西斯二世或許是古埃及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一位法老。
首先是超長的待機時間。他在位六十餘年，活到了九十多歲。要知道，當時埃及人的平均壽命僅僅在35歲左右，而且沒有任何教育可言，認知和現在的網紅差不多。所以普通埃及人把他當作真正的神明來敬畏，發自肺腑地尊敬、崇拜，心甘情願地為他做一切事情。
其次，他留下了無數令人驚嘆的偉大建築，包括阿布辛貝神廟、拉美西斯神廟、盧克索神廟，以及遍佈各地的方尖碑和巨型個人雕像。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這些工程可以說是「勞民傷財」的極限，但它們又確確實實成為了後人窺探古埃及輝煌最重要的史料。
最後，是他在眾多戰役中取得的勝利，極大穩固了古埃及帝國的版圖和利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與赫梯人開創性地簽署了人類歷史上第一份被記錄的和平條約，這份條約的副本至今仍作為和平的象徵，懸掛在聯合國總部大樓內。
如今，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完好地保存在埃及國家博物館，有機會去埃及的朋友一定要去親眼看看這個乾癟的、紅頭髮的老頭。
還有一件趣事：1975年，法國科學家在研究他的木乃伊時發現其保存狀況堪憂。經過多方公關協調，埃及政府最終同意將木乃伊運往巴黎進行全面的檢查和修復。這大概算得上是這位梟雄人生中的第一次「出國」了。坊間一直傳聞，當時法國政府正兒八經地給他簽發了一張簽證，後來經查證這只是個謠言。但我覺得，如果這是真的其實也挺好，很符合法國人骨子裡的那種浪漫。
如果你想更深入地感受拉美西斯二世和他的時代，推薦閱讀法國作家克里斯蒂安·賈克（Christian Jacq）寫的《拉美西斯五部曲》。嚴格來說這不是嚴肅傳記而是歷史小說，雖然厚厚的五本讀起來有些費力，但非常值得一讀。
埃及是我認為最值得一去，且不應該只去一次的國家。有機會我再和大家聊一聊穆罕默德阿里王朝，以及隨後的自由軍官革命，以及週一早上好，明天會更好。
首先是超長的待機時間。他在位六十餘年，活到了九十多歲。要知道，當時埃及人的平均壽命僅僅在35歲左右，而且沒有任何教育可言，認知和現在的網紅差不多。所以普通埃及人把他當作真正的神明來敬畏，發自肺腑地尊敬、崇拜，心甘情願地為他做一切事情。
其次，他留下了無數令人驚嘆的偉大建築，包括阿布辛貝神廟、拉美西斯神廟、盧克索神廟，以及遍佈各地的方尖碑和巨型個人雕像。用現代人的眼光來看，這些工程可以說是「勞民傷財」的極限，但它們又確確實實成為了後人窺探古埃及輝煌最重要的史料。
最後，是他在眾多戰役中取得的勝利，極大穩固了古埃及帝國的版圖和利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與赫梯人開創性地簽署了人類歷史上第一份被記錄的和平條約，這份條約的副本至今仍作為和平的象徵，懸掛在聯合國總部大樓內。
如今，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完好地保存在埃及國家博物館，有機會去埃及的朋友一定要去親眼看看這個乾癟的、紅頭髮的老頭。
還有一件趣事：1975年，法國科學家在研究他的木乃伊時發現其保存狀況堪憂。經過多方公關協調，埃及政府最終同意將木乃伊運往巴黎進行全面的檢查和修復。這大概算得上是這位梟雄人生中的第一次「出國」了。坊間一直傳聞，當時法國政府正兒八經地給他簽發了一張簽證，後來經查證這只是個謠言。但我覺得，如果這是真的其實也挺好，很符合法國人骨子裡的那種浪漫。
如果你想更深入地感受拉美西斯二世和他的時代，推薦閱讀法國作家克里斯蒂安·賈克（Christian Jacq）寫的《拉美西斯五部曲》。嚴格來說這不是嚴肅傳記而是歷史小說，雖然厚厚的五本讀起來有些費力，但非常值得一讀。
埃及是我認為最值得一去，且不應該只去一次的國家。有機會我再和大家聊一聊穆罕默德阿里王朝，以及隨後的自由軍官革命，以及週一早上好，明天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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